趙磊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

　　中國尚未從根本上觸及美國等西方國家所塑造的“游戲規則”。

　　二十國集團峰會(G20)誕生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最緊要的關頭，發達國家首次邀請新興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上共同探討、協商決策，全球治理進入“G20時代”。

　　前一類機制的關注焦點主要是安全秩序問題，后一類機制的關注焦點主要是經濟規則問題。

　　這是國際社會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產物，也標志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之前，全球治理的重要機制有兩類，一類是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另一類是高門檻的“富人俱樂部”，即七國集團(G7)以及八國集團(G8)。

　　作為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論壇，G20具有顯著的包容性特征，其成員既包括發達經濟體，又有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G20峰會的主要作用，在于推動已工業化的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就全球經濟治理問題，進行公平開放、具有建設性的討論和溝通。但其短板是不夠機制化，缺乏秘書處等常設結構，達成的共識缺乏行動效力。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聯通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橋梁。在實踐中，中國不接受G2，卻積極支持G20，表現出中國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崇多邊主義和制度主義，而不是大國共治，強調多元主體對國際社會的合作管理，目的是實現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全球治理進入

　　全球治理進入“瓶頸期”，主要表現為大國之間的戰略互疑愈加濃重，明顯高于戰略互信，普遍認為“懷疑值得信任的人固然不好，但信任值得懷疑的人則更糟”。

　　其實，按照常識都知道，在國際關系甚至人際關系中，戰略互疑要比戰略互信容易得多。但是，在國際社會的艱難時期，戰略互疑就更加具有普遍危害性，且具強烈的傳染性。相互懷疑、疑慮和猜忌的情緒不僅在大國之間蔓延，也在大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甚至發展中國家之間滲透，即大家都把問題歸咎于對方。

　　“瓶頸期”的具體表現，一是內向性增強。

　　各國被層出不窮的國內事務纏身，參與全球治理的“抱負”和能力銳減，其社會精英的突出感受是“緊急、突發的事情總是沖擊重要的事情”，所有人都在疲于應付。

　　二是排他性增強。

　　安全困境現象螺旋式上升，各國變得敏感、偏激甚至脆弱，認為他國的權力變化將會直接影響自身的安全與相對收益，因此外交行為變得具有鮮明的排他性。

　　三是正向要素的流動性減弱。

　　在國際社會，當資本、人才、知識等正向要素的流動性減弱的時候，民族主義、軍備競賽等負向要素的流動性就會增強，前后兩種流動性是此消彼長的關系。

　　另一方面，諸多原因導致

　　201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歐洲“難以遏制”的移民潮、英國“弄巧成拙”的退歐公投、土耳其“意外又意料之中”的軍事政變、法德“驚心動魄”的恐怖襲擊事件等，使國際社會處于穩定與動蕩的臨界點，國際關系的不確定性增強，民眾不安、不滿的情緒廣泛蔓延。

　　因此，有人認為歐洲一體化以及金磚國家組織等全球治理嘗試名存實亡。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國，認為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壓艙石，認為中國是全球治理的關鍵國家。

　　無論是G20還是中國，都需要在充分互動中精確地把脈世界，為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和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開出良方，增強國際社會的定力與正能量。

　　中國的領導人曾在2015年第十次峰會上，指出了當前世界經濟的“病根”：上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所提供的動能已經接近尾聲，傳統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于消退，發展不平衡問題遠未解決，現有經濟治理機制和架構的缺陷逐漸顯現。這些因素導致世界經濟整體動力不足，有效需求不振。

　　因此，要想徹底走出危機，必須在“創新”二字上下足功夫。

　　中國是這么提的，也是這么做的，將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放在創新上。總結歷史經驗，可以發現，體制機制變革釋放出的活力和創造力，科技進步造就的新產業和新產品，是歷次重大危機后世界經濟走出困境、實現復蘇的根本。

　　國際社會希望分享中國的經濟紅利和治國理政經驗

　　2016年9月，中國將拉開G20主場大戲，這將是中國首次主持與主導全球治理的頂層設計。最近幾年，歐洲可能是最早希望與中國進行全球治理合作的區域。筆者頻繁訪問歐洲，總體感受是，歐洲國家高度關注中國的發展。很多政要認為，中國擁有全球角色，是全球治理的支柱國家。

　　與此同時，歐洲領導人對目前的歐洲狀況有消極情緒，認為歐洲的競爭力在下降。例如，捷克前總統克勞斯對筆者強調，歐洲危機是長期性的，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等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歐洲危機是系統問題，而不僅僅是政策問題，因此要系統性地改造歐洲，而不是技術性地改良歐洲。

　　意大利國家行政學院院長喬萬尼·特利亞也認為，歐盟的經濟政策是失敗的。歐洲的其他問題還包括移民問題給歐洲帶來了“壞天氣”。“好天氣”時大家都很滿意，但“壞天氣”時歐盟的離心傾向加劇。

　　在“壞天氣”的影響下，歐洲國家內部發展不均衡現象格外突出，如意大利南北差距大(北方富余，南方相對落后)、英國南北差距大(南方富余、北方發展相對滯后)，等等。

　　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對中國寄予厚望。意大利前總統納波利塔諾指出，中國是國際社會的核心國家，在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都共享著中國發展的成就。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很大，中國脫貧的規模和難度是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未來，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將非常關注中國政府如何處理全球沖突，關注中國政府如何將經濟發展控制在正常狀態。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是潛在的風險，對中國以及國際社會均是如此。

　　筆者相信“一帶一路”將成為此次G20會議的重點、亮點。“一帶一路”的基本內涵是“互聯互通”，聯通的目的是要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避免排他主義的地方化和保守主義的本地化，打通痛點的過程就是消除邊緣化的過程。

　　如果把世界經濟比作人的肌體，那么貿易和投資就是血液。如果氣滯血瘀，難暢其流，世界經濟就無法健康發展。因此，重振貿易和投資，讓世界經濟這兩大引擎重新高速轉動起來，是二十國集團工作的一個重點，也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關注焦點，雙方不謀而合。

　　從改變格局到重建秩序，中國提供更多制度性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供給是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和要求。公共產品至少包含三個層次：物質性公共產品、理念性公共產品、制度性公共產品。具體來說，物質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方最好是企業，理念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方最好是專家、學者，制度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方最好是政府。當然，每個層次都需要多主體的共同合力。

　　很長時期，中國人提供的主要是物質性公共產品，如幫助其他國家修路、造橋、供電等，是在物質性需求層面的供給。

　　例如，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維和行動主要出兵國和出資國之一。為支持和加強維和行動，中國宣布加入新的聯合國維和能力待命機制，決定率先組建常備建制維和警隊，并建設8000人規模的維和待命部隊。

　　再如，2015-2020年，中國將向非盟提供總額為1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備軍和危機應對快速反應部隊建設。中國還將向聯合國在非洲部署首支直升機分隊。

　　但物質性供給的短板是“利盡則散”，這一類公共產品的主要特點是積極給國際社會提供人、財、物等方面的物質性支持，主要功能是有助于打造“利益共同體”。

　　理念性公共產品，主要是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以有效應對和解決全球性難題，發揮

　　例如，幾十年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引著中國對外關系的發展，已經成為規范國際關系的重要準則，所展現的是中華民族歷來崇尚的“和為貴”、“和而不同”、“協和萬邦”、“兼愛非攻”等理念。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髓，就是所有國家主權一律平等，反對任何國家壟斷國際事務。這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捍衛國家主權和獨立，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但是，在新時期，中國如何提供新的理念以贏得尊重呢?此次峰會的主題是“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這四個詞的英文分別是創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聯動(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組成“4個I”，顯然傳遞的是中國應對全球經濟困境的理念。

　　總之，這一類公共產品的主要特點是主動與國際社會分享理念、共享價值，主要功能是有助于打造“責任共同體”。

　　制度性公共產品是公共產品的最高形態，難度最大，但一旦形成其影響力極其深遠、深刻，其本質是對“游戲規則”的塑造與完善。

　　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格局是主要政治力量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相互制約所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結構狀態、一種力量對比態勢。國際秩序簡單地說就是“游戲規則”，是國家相處之道。就中國而言，綜合實力的提升已經改變了當今的國際格局，但尚未從根本上觸及美國等西方國家所塑造的“游戲規則”。

　　美國的“游戲規則”可以概括為：以盟友體系、海洋秩序維護美國的商業利益和民主價值，這些都是以不挑戰美國霸權為前提，其安全結構具有鮮明的排他性，即始終存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對立方。

　　有趣的是，美國常被批評為“單邊主義”的代名詞，今天卻把這個稱呼拋給了中國。按照這個邏輯，“霸權主義”的標簽也會很快硬推到中國身上，因為美國非常清楚這兩個詞匯的殺傷力。在國際關系中，話語的殺傷力可能比軍事的殺傷力更強大、更持久。

　　因此，中國在未來會積極利用

　　中國的“游戲規則”可以概括為：伙伴關系體系(強調經濟合作、人文交流)、“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理念，等等。但是，目前中國對“游戲規則”(秩序)的解構能力顯然強于建構能力，表現為倡議宣誓遠遠多于規則制定。